范亚湘
壹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到了五代十国后期，宋之一统，势不可挡。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十月，马楚王朝再次陷入兄弟相争。南唐趁机攻入潭州（长沙），马楚灭亡。不及一年，湖南本地军阀合力将南唐军队驱走，随之在朗州（常德）设立武平军节度使，统治湖南并继续向中原后周政权称藩。
北宋建隆三年（962年），通过“陈桥兵变”逼迫后周禅让登位的赵匡胤已坐稳中原，正待开疆拓境。经历了四任三姓节度使的武平军政权自以为“奄有湖湘，兵强谷阜”，谁也不敢奈何。可就在这年十二月，潭州等地发生内讧，湖南乱乱哄哄地打成了一锅粥，武平军政权不得不请求宋军急来平乱。
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岂不正好！赵匡胤伺机调遣亲信大将慕容延钊率兵南下，宋军以“假道灭虢”之策先是扫平了南平（荆州）政权，之后，策马越长江，直捣长沙。次年二月，长沙城头插上了红底黄字的慕容旗，长沙乃至湖南平复，悉数纳入宋之版图。
没过几日，自唐末以来深受军阀粗暴统摄的潭州百姓，陡然瞧见了稀罕之事：一个头戴方鼎硬骨长翅帽、身着紫袍、手端鞶带的文人官员，在一干人马的簇拥下，神摇意夺地走过街头……没错，这个文人官员就是北宋首任潭州知州吕余庆。
潭州知州也称潭州知府、潭州太守，全称“权知潭州军州事”。宋朝州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之职责和唐朝差不多，主管全州兵政、民政事务，简称知州或知某州。不过，潭州知州和潭州刺史一样，代管湖南军政，兼任荆湖南路（后改为湖南）安抚使，统辖潭州、衡州（衡阳）、道州（道县）、永州、邵州（邵阳）、郴州、全州之7州军政事务和武冈军及桂阳监（南宋增茶陵军）。
《宋史·吕余庆传》曰：“余庆当太祖居潜，历任幕府。”吕余庆不仅有才干，且为人厚重简约，早年就交好赵匡胤，并深得赵之信任。故而，吕余庆出官首任潭州知州，能让远在汴京（开封）的赵匡胤放心。
只不过，吕余庆在长沙还没完全展开手脚，第二年就因升迁回到了开封。
是谁接替吕余庆？历史资料里一片空白。
开宝三年（970年），王祐知潭州。《宋史·王祐传》曰：“祐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颠。”“诗狂直欲吞云雾，酒渴何妨吸洞庭。”并非王祐不优秀，而是其性情决定了志在山水、诗酒。好在开宝七年（974年），朝廷派来了朱洞接任潭州知州。
初冬的岳麓山层林尽染，风吹过，枫叶在枝头跳动得狂烈、绚烂，仿若山林被点燃了，满是灿烂的希望之光。幽深雅静的岳麓山东麓，坐落着一片古色浓郁、蔚为壮观的建筑群，虽已历经千年，仍是弦歌不绝，这就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
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著《赠了敬序》说，在唐玄宗那阵，岳麓书院还只是一座小型佛寺。五代十国之时，可能也是在这枫叶如丹的时刻，“一名智璿，一名某”两位僧人来到这座佛寺参道修行，没过多久，两人颇感“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常常“思见儒者之道”。于是，他们扩建房舍，购置书籍经典，“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同时，请来儒生开坛讲授，以图加快更化湖南民风。
尽管两位僧人尽心尽力了，可毕竟规模太小，难以掀起波澜。宋仁宗赵祯年间（1022—1063年）成书的《武经总要》载，湖南“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汉沔。其人多劲悍忿决，勇于私斗……”这和《隋书·地理志》对湖南人“劲悍决烈”的评价如出一辙。
朱洞上任不久就深切地体察到了湖南民风的蛮横、彪悍。湖南西、南两边蛮夷“兼杂”，动辄“间侵边境”，加之以前马楚等割据政权常年横征暴敛，导致人心向背、世道混乱，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纠集武力血腥争斗……朱洞有心开化民风，可是，官学未兴，良策难觅。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赵匡胤驾崩，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兴建崇文院，编纂《太平御览》等书，增扩科举取士，宋朝明显地走上了一条“崇文抑武”之路。这时，曾在潭州一壑一丘寻迹山林的士人刘鳌敏锐地意识到，延续汉唐注疏的儒学传统即将走向多元义理探究，各种儒学思潮必将爆发、蓬勃，遂倡议潭州创建书院兴学。朱洞听后，与刘鳌的想法不思而合，如磁石针。
朱洞在两位僧人办学的岳麓山下，增拓“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岳麓书院应运而生。一批又一批沾染“暴恶”习俗的湖南人，得以在这里潜心锻造，淳德教化。渐渐地，民风开始转折，湖南人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替代了“暴恶”，迈着自信、坚毅的步伐从岳麓山下出发，昂首走上历史的舞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忘情地书写着一部湖南人专有的心灵史。
贰
是年底，朱洞离任，缺乏照拂的岳麓书院随即转入衰败，几近芜秽：“诸生逃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咸平二年（999年），坚信淳化民风乃是为政之本的廉吏李允则出知潭州，岳麓书院的惨状自始扭转。
《宋史·李允则传》曰：“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是洞知人情。”不耍官威，乐意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民意，李允则难能可贵。
李允则上任伊始，湖南正闹饥荒，“欲发官廪先赈而后奏”，不想，却遭到了负责粮草运输的转运使抵制。李允则不忍眼见饥民饿死，只好“请以家资为质”，转运使态度逆转，“乃得发廪贱粜”。明朝末年，史家周圣楷在其《楚宝》一书里，专辟一节称颂李允则：“蠲除赈货，乃救灾第一急者。李允则先赈后奏，乃救时第一奇人！”
“湖湘多山田，可以艺粟。”首先，李允则削减苛捐杂税，兴修水利，“千里耕桑，涧澈得水”。其次，为了革新“民惰不耕”陋弊，李允则责令农户必须每月垦荒种植上交马草。如此，“繇是山田悉垦”，百姓乐于其田，以至600多年后，冯梦龙在其《智囊》里还倾心称赞：“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
这两件事一做，李允则不仅打开了潭州局面，还赢得了民心。
一个秋日午后，微醺的李允则陶然登楼远眺，情不自禁地将目光锁定了河西岳麓山下那片被红枫遮掩的学舍。
“困顿如长夜，破晓终有时。”时机成熟，李允则着手扩修岳麓书院，“询问黄发，尽获其书，诱导青衿，肯构旧址”。“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奠；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李允则将“学田制”引入书院，确保了无论官员离任与否，都不至于影响岳麓书院的正常运营，可谓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长期困扰着书院师徒的生存之忧。同期，李允则还制订书院讲学、藏书、供祀等规章，上疏恳请诏赐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书籍，以图明确学子所学，昌炽儒学之风。
“瞻岳麓，有巍楼。”咸平三年（1000年），苏轼赞为“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的名儒王禹偁乘着千禧之年的春风，游历到了文气氤氲的岳麓书院，见其规模、学风，犹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仿佛找寻到了一方心灵的乐土。王禹偁情不自已，油然而生一篇《潭州岳麓山书院记》曰：“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
“洙泗”是今山东省洙水和泗水的合称，因孔子曾在此设坛讲学传道，故为儒学之代称；“邹鲁”意指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王禹偁在考察了岳麓书院后，似乎发现了一条偏远、蛮荒之地朝向“儒学重镇”转型的开化路径，将“潇湘”“荆蛮”譬喻“洙泗”“邹鲁”，由此，长沙在“屈贾之乡”之后又添得一个美称：“潇湘洙泗”或“荆蛮邹鲁”。
隔年，李允则奏请朝廷获准于岳麓山下另辟一地建立湘西书院，并将之纳入官学体系，进而与岳麓书院并立，相得益彰。一时间，岳麓山下随处可见“身着锦绣裳，书生步态雅，口吟诗韵中，风度翩翩展”的莘莘学子。
不久，朝廷派来状元及第的广南西路（广西）转运使陈尧叟接任李允则一职，潭州百姓闻之，纷纷联名请愿，要求将李允则继续留任，并把列有李允则政绩、德行的请愿书转交给陈尧叟寻求呈报。民意殷殷，陈尧叟哪敢懈怠，赶忙上奏。宋真宗赵恒读到潭州百姓的请愿书后，甚是欣赞，召还李允则“连对三日”，并委以洛苑副使、沧州知州，镇守北疆。
与李允则“连对三日”，赵恒不但对潭州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还多了一份垂念。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学行兼善”而被赵恒召于便殿。周式获授国子监主簿，可他坚拒不受，固执地请求回山执教。赵恒见周式恳切，感动不已，乃赐内府中秘书、鞍马和儒家《九经》，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以示褒扬。经历了这样高光、亮丽的时刻，“书院之称始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
叁
受到李允则的启发，仿佛北宋往后的潭州知州都善于顺势而为，不余遗力地去做一件事：办学兴教，开化民风。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变法”推崇“新学”，要求改变汉朝以来推行的庙学，废弃唐朝科举崇尚的山林士风之诗、赋，转而采用经义、论、策代替帖经、墨义，学子“无所不读”，学校变为科举当紧一环。
六年后，王安石举荐好友吴仲复知潭州，力图在潭州改庙学为州学，形成示范。“之明年正月，改筑庙学于城东南，越五月告成。”王安石听闻，情动了，赋诗《潭州新学诗并序》曰：“有嘉新学，潭守所作。”王安石称道吴仲复兴办州学，鼓励“潭之士子”奋发读书，“古之读书，凡以为己。躬行孝悌，由义而仕。神听汝助，况於闾里”，告诫“潭之士子”千万不要“无实而荂，非圣自是”。
随着王安石“新政”的失败和对辽国、金国战争的失利，北宋进入了动荡期，地方官吏变动频繁。从元丰七年（1084年）五月到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仅仅5年多时间，潭州知州就更替了6任，最短的一任路昌衡，待了不到4个月便被贬谪岭南而去。
纵使如此，几乎每任潭州知州都对教育情有独钟，仿如教育是破晓之光，能够穿透墨染般的深邃，照亮前行者之路。
北宋中后期，潭州已然有了一套完备的教育机制：“潭州三学”。《宋史·尹谷传》曰：“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学生通过考试，以分数高低逐级安排“升舍”，岳麓书院升为长沙竟至湖南最高学府。
将近北宋立国中原之时，北方的辽国快速崛起、坐大，确立了宋辽两强的对峙局面。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一直相安无事。政和五年（1115年），辽国式微，金国兴起。5年后，北宋与金签立“海上之盟”，决议南北夹击辽国。又5年，辽灭，金兵转向南下，进击北宋。
宣和七年闰十一月丙辰日（1126年1月9日），金兵攻下都城汴梁。次年，掳走徽、钦二帝，北宋覆灭。这一时期，北宋最后一任潭州知州曾孝序已是78岁的老人了，即使他是刚被解除贬逐“再知潭州”，雄心勃勃，夙夜匪懈，意欲一番作为，可也只能强挺着一把老骨头遥对北方，“抬望眼，仰天长啸”。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南宋建立。皓首苍颜的曾孝序升任延康殿学士，在回朝途中被“青州民诣南都借留”，朝廷准许知青州，次月，“遭部将王定叛乱挟持，拒降遇害”。
曾孝序一走，潭州知州空缺，狱卒、散匪，内乱不休。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向子諲“起复知潭州”。向子諲到，金兵亦到。“窥人双燕语雕梁。笑看小荷翻处、戏鸳鸯。”向子諲吟词笔下生花，却不见得通晓打仗，何况还是对付从北方杀来的一群穷凶极恶的狼。“金人围八日，登城纵火，子諲率官吏夺南楚门遁，城陷。”向子諲逃跑后，潭州兵马都监王暕战死于潮宗门；守城将官刘酚身中数十矢，“挥兵直前”，阵亡……
金兵毁坏湘西书院、岳麓书院，焚掠6日后退去，向子諲“坐敌至失守落职罢”。潭州又无主了，游兵、土匪等趁乱而入，再陷劫难。先是残兵杜彦自江西杀入，后是叛将孔彦舟挥师而来。朝廷令马友率部迎战孔彦舟，孔被击退，谁料马友摇身一变，高树反旗，不仅在潭州城内滥杀无辜，还下乡捕捉百姓勒索，“划刷金银，每二十人为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贯之”。
绍兴二年（1132年）初，尚书右仆射（宰相）李纲失宠后知潭州。“鱼归江海身方适，鸟出樊笼意已舒。”初入长沙，李纲似有鱼归江海、鸟出樊笼之慨，乘兴率兵处死马友后招降其部将，“自是湖南境内溃兵为盗者悉平”。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次年，岳飞知潭州，一边积极防备金兵再犯潭州，一边镇压西、南两边的贼兵游寇和洞庭湖区的农民起义军。宋室南迁改变了湖南的军事战略地位，潭州即是沿长江布防的六大帅府之一，变成“保有东南，控驭西北”的要津，因而，南宋另外两大抗金名将张浚、刘锜亦曾短暂知潭州。
肆
经过一众武将的纵横拼杀，湖南日趋安定。
透过南宋疆域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沙其时显耀的战略、经济地位。湘江贯通南北，是天然的黄金水道，北上，顺水直抵岳州（岳阳），入洞庭湖，东连江浙，西接巴蜀；南下，溯流过衡州、永州，经“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岭”的灵渠威慑岭南，遏控西南“蛮猺”。从而，长沙有了“岭南一都会，西南更上游”的美誉。
这等得天独厚的一方福地，潭州经济的发展似顺水行舟，不想朝前走都不行啊。其时，茶叶已是潭州主要税收来源，《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潭州产茶103万余斤。何止是茶叶？“潭州三绝”愈是天下无以可与之相媲：“猫儿头笋，一枝重秤；敖黑潭取鱼，一网逾千斤；巨舰漕米，一载万石。”
潭州生产的矿冶、制镜、丝织、造纸、制砚、制墨等手工业制品风行全国。女词人李清照新婚燕尔，对镜梳妆，吟《丑奴儿》曰：“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雨后天凉，吹了一阵笙簧后，新娘坐到菱花镜前化妆，镜里镜外，一片迷离缱绻。巧了，李清照词中所说的那面菱花铜镜就是潭州制造，镜面锃亮，不但可照见美人的姣容，还可照见潭州的繁华：“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蒙蒙十万家。”
经济繁荣必然驱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追寻，这是不二法门。乾道元年（1165年），知州刘珙敏捷地意识到了潭州社会的这一刚需，迅速“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于是，荒在萋萋野草和地棘天荆中沉睡、等待了30多年的岳麓书院被翻修一新，岳麓山下又可见身着青衫的翩然儒生。朱熹《观文殿学士刘珙行状》曰：“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属张栻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岳麓书院在理学宗师张栻的操持下，迎来了周式兴教150年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学子逾千，盛况空前。“湖湘理学”变作一门显学，黄宗羲《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曰：“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
素与朱熹、张栻交好的刘珙，似乎并不满足岳麓书院仅仅只是一个传道解惑之地，他在悄悄地谋划一件彪炳千秋之事：经由刘珙反复书信往来撮合，即或“劝止者多”，可朱熹志气满满，快然允诺前来岳麓书院与张栻进行一场剧烈的思想交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岂料，就在这紧要关头，刘珙受到孝宗赵昚褒奖，诏其立刻启程赴临安（杭州）担任知制诰兼侍读。新任潭州知州张孝祥获悉，赶紧联络张栻一起写信诚邀朱熹成行。“濯足夜滩急，晞发北风凉。吴山楚泽行徧，只欠到潇湘。”张孝祥早就情倾潇湘，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次宣扬潭州的绝佳机会。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踏上了前往潭州的旅程。九月八日，金风吹拂，岳麓山上满山红艳，张孝祥和张栻恭迎到了朱熹一行。几天之后，长沙有了一次剧烈的心跳。“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不能合。”其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朱张两人形影不离，朝夕晤谈、争辩，湖南各地儒生悉之蜂拥而至，岳麓书院“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张会讲”犹似湘水和潇水相汇，两股激流碰撞交融，湘江浪花飞溅，汹涌澎湃。因开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交流，岳麓书院声名鹊起，德厚流光。当年，屈原、贾谊点燃了湖湘文化火种，“朱张会讲”将湖湘文化之火燎原、焮天铄地，如是，自由开放、兼容并蓄，求仁履实、经世致用的理念融入到了湖南人的血液里，湖湘性格渐露锋芒。
“鬓影羞临湘水绿，梦魂常对屏山碧。”乾道八年（1172年），刘珙再知潭州，当他看到潭州街头书肆林立、“舆止则冠冕塞途”后，感叹潭州这方尽可以施展才华的旷荡之地：“天阔抟鹏翼，春融长桂枝。”
伍
南宋的头等大事，先是抗金，后是抗元。北方长年狼顾虎视，如梦魇般始终缠绕在南宋政权的头上，挥之不去。朝廷时而主战，时而议和，“和战之念杂于胸中”，常常令人无所适从，稍一不慎，官员不是莫名冷落，就是横遭弹劾。兴兴头头做个官，谁知竟是这样尴尬、不易。
许是为了预防“内患”，南宋朝廷断然不会让地方主官长驻久治，越是有才干、能力，越是竭力主战，朝廷就越是爱猜度、钳制。好像只有玩转高频率的调动、升贬这套折磨人的把戏，才能阻遏一方势力坐大……“坚如猛士敌场立，危似孤臣末世难。”难难难，上难，下也难；朝廷难，官员也难！
绍兴二十年（1150年），汤鹏举因“忤秦桧”被赶出临安出知婺州，后徙潭州，板凳还没焐热，又知绍兴府。满怀抗金之志的辛弃疾为官10多年，却频繁调动了37次，仿若今天还在辞别的酒宴上举杯浇愁，明天却在转赴的路途中奔波颠沛。淳熙六年（1179年）五月，一身英雄气的辛弃疾从湖北“漕移”潭州，雄心万丈地创立了一支飞虎军，企图有朝一日率军远赴前线与敌兵杀个痛快，一吐心中多年郁积的愤懑，可人马还未操练好，辛弃疾就在第二年秋天被诏告再知隆兴（南昌）府。69岁的李椿接替知潭州，“未满岁，复告归”。《宋史·李椿传》曰：“潭州新置飞虎军，或以为非便。”值得庆幸的是，李椿拖着病残之躯，硬是扛住了朝廷的压力，使得飞虎军免遭裁撤，“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莫说有人清旷超俗，无所事事，现实确实有时不得不让人无可奈何，难以事事。然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哪怕再难，总会有一些不信邪的人乘时借势，从满山荆棘中艰难地踩出一条路来。
“兴学育才，兴国兴邦。”千万条路之中，貌似唯独可以在兴教这条路上阔步狂奔。
“以墨为剑斩愚昧，以笔作舟渡星河。”潭州知州有志于教，州学兴旺，百姓幸也！
绍熙五年（1194年），64岁的朱熹坚辞不受未准，知潭州。此时，张栻已离开岳麓书院25年了，且在淳熙七年（1180年）病逝，岳麓书院往日景气不再。朱熹《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曰：“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
朱熹到任，第一件事便是更建破败的岳麓书院，颁布了《朱子书院教条》，还专门为书院题写了“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历来，孔孟之道推重先做人，后做事，事无不成；先修身，再律己，人无不胜。朱熹意欲用“忠孝廉节”提醒书院诸生必须先做君子，再建功业。
就是再忙，朱熹也会渡过湘江到岳麓书院讲学、督课、检查。忽一日，他站立船头，忆起27年前和张栻一同乘船过江的情形，不觉伤怀，吟曰：“偶泛长沙者，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时光犹似湛澈的江水默然流逝，不留一丝痕迹，可朱熹心中隐匿的那团火，依然燃烧得旺烈。
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知潭州，作《潭州劝学文》，要求“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朱熹、张栻）之书，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周敦颐、二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宝庆三年（1227年）继任真德秀的曾从龙对潭州学宫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修缮，并去信邀请真德秀来长沙为之作记，翌年，真德秀重返旧地，写就《潭州大成殿记》：“资政殿学士清源曾公，以庙廊之旧作牧于星沙……彻其陪厦，敞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暗郁，倏焉亢爽，列戟之门，学匾揭焉。”
这之后，汪立信知潭州，任内“兴学校，习士为变”。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来长沙充任湖南提刑使，特地为潭州学宫题写“整、齐、严、肃”四个大字，以示对潭州州学的力挺、褒举。
张栻《岳麓书院记》曰：“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正因为历任知州的接续发力，潭州乃至湖南破天荒地涌现出了一个人才“小高峰”，通过“进士制科”和“三学造补”走上仕途的人数增长迅猛，仅从长沙学宫走出的进士就有近150人。淳熙十二年（1185年），长沙有了第一个状元易祓。两年之后，岳麓书院考出了一个状元郎王容。
南宋光宗赵惇曾不无感慨地曰：“长沙巨屏，得贤为重。”朝廷对长沙的注重无以复加，派来担任知州的人首先就得“贤”。事实亦是如此，李纲、岳飞、张浚、刘珙、张孝祥、辛弃疾、周必大、朱熹、真德秀、陈韡、李曾伯、文天祥等都是那时才智过人的贤良。
德祐元年（1275年）七月，元军已攻占湖北，潮水一般扑向湖南。就在这危难时刻，衡阳人李芾受命知潭州。九月，元军包围了潭州，派人进城劝降，“李芾杀之以殉”。十二月，潭州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除夕本应是万家团聚的欢乐之时，可潭州战得正酣，一片焦灼。城破在即，李芾急召心腹沈忠，令其先杀李的家人，“而后杀我”。沈忠不忍，喋血劝止，“芾固命之”。《宋史·李芾传》载，沈忠不敢抗命，取酒让李芾的家人喝醉，“乃刃之”，“芾亦引颈受刃”。
李芾凛然殉难，弘彰了潭州知州的孤忠亮节，亦弘彰了湖湘忠魂的奇崛峭拔。
新年曙光初照，长沙归元。然而，元军却压根没有一丝胜利后的喜悦，有的只是对李芾的肃然生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