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
我少年时住在长沙市南区（天心区）的青山祠1号，那是栋石柱大门上一边雕着只狰狞的小石狮的公馆。门是一寸半厚的大木门，上中下各有一根横铁条，用铆钉加固得很牢，门后不但有坚固的双门闩，还有放一根横木卡住门的粗木杠，若按步骤关好门，十个大男人也很难破门而入。我父亲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后来靠边站了，一家人住进了这栋灰暗的公馆，其中有几人是湖南大学或湖南师大毕业的，因而少年的我便知湖南大学、湖南师大和中南大学地处河西，那可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是少年的我不可企及的。
1979年，我考进了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大的前生）艺术系学油画，成了河西的一名学生。报到的那天上午，我肩扛手提很多生活必需品，来到北院的体育馆——记忆中那体育馆好像刚建成，外面还扔着些建材。我步入体育馆，找到“艺术系新生报到处”，把行李放在一旁，直起身时只见一个穿件白底黄花的长袖衬衣，下身一条蓝直筒裤，两腿十分修长的女生走到队伍后，一个丁字步，谁也不看地挺拔地站着。我立在她身后，她穿着半高跟皮鞋，一条粗黑的马尾巴辫对着我的脸。我是美术生，画油画的，对色彩和形象的记忆强。我们街上有几个长得好看的姑娘，例如陈漫秋、林阿亚、贺涵，写在我的长篇小说《幸福街》和《国术》里了，我都给她们画过肖像。这个姑娘竟丁字步而立，笔顿的。我从没见过一个女孩站得这么直又这么有气质，就想给她画张像，于是厚着脸皮问，我可以给你画张像吗？她没理我，拿着自己的行李走了。一年后我给她画了张素描肖像，没画像，后又给她画了张拉大提琴的油画像还是没画像，她太难画了，后来再给她画就画成了我堂客。
也是我考上大学的那年，父亲调到了湖南省教育学院（今湖南师大树达学院），于是全家从青山祠搬到了教育学院，不用河西河东地两边跑了。进入大学后，深感吾辈没读什么书，而要成为一个有品位的画家，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是断断不行的。南院艺术系没有图书馆，只有阅览室，学生可以在阅览室里看杂志，借走是不可能的。北院有图书馆，一次只能借一本书，看完又要乘公交车去北院还，来去麻烦。
父亲工作的教育学院有图书馆，有个姓汤的女老师是我父亲的部下，人很友善，见我愣头愣脑地借书，说你喜欢看什么书自己找吧。提升文学修养自然要看文学书，我走到文学类书架前，被那么多世界文学名著吸引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普希金、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梅里美、福楼拜，等等。我问，可以多借几本吗？汤老师认识我，说可以，只是每一本书都要登记，看完后记得及时还。我兴奋了，不需要往北院图书馆跑了，一下子选了好些世界文学名著。汤老师见我抱不下还给了我一个网袋装书。从那天起，我看完一摞还掉又借一摞狂啃。寝室里加我八位男生，寝室有寝室制度，十点半钟准时关灯。我一开始躺在床上揿亮手电筒看，可手电筒光撑不了几小时就暗淡迷茫羸弱了，便去日杂店买来一盏煤油灯。为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竖着画夹遮挡，好让光线汇聚到书页上，直读到自己的身心都疲惫了才睡觉，而这个时候寝室里不是梦呓就是鼾声了。
记得读大三的除夕夜，在家里吃完团圆饭我竟要去学校。母亲好生奇怪，问我，你今天还去学校？我答，家里太吵了，寝室里安静。我九点来钟走进宿舍，整栋学生宿舍楼漆黑一片。我打开寝室门，拉亮灯，日光灯让寝室一片雪亮。我埋头啃司汤达著的《巴马修道院》，正读得入神，身后传来敲门声。我开门，学校保卫处的两人绷着脸进来，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学生，来学校看书。保卫处的人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傻的人，年都不过了一个人跑到学校里看书，要看我的学生证。我从抽屉里找出学生证递给他们，他们看到学生证上的照片确实是我本人，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凌晨一点，我推开窗户，眼前白茫茫的，不知什么时候下雪了，满天雪花飞舞。我看着眼前乌黑的树枝上堆积的雪，又望着大雪横飞的天空，耳畔突然蹦出一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继而又一句豪言飙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与落雪没一毛钱关系，怎么会在孤独时想起如此豪迈的诗句？归结原因是那时我年轻，脑瓜里装满了名言名句就有凌云壮志。就是在这个漫天大雪的大年初一，我突然意识到，我在读一本本世界文学名著中，兴趣悄然改变了，不再想成为一名画家而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忽然想何不试着写部小说？脑海里立即涌现了令自己激动的构思。开学后为了写作，我别了寝室，在岳麓山下租了间农舍的阁楼。房东是个鳏夫，他清空阁楼，牵了根电线上来，还把一张旧桌子搬来供我看书写作，于是我动笔写第一部当然是失败的小说。不过，我的文学梦的的确确是在岳麓山下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