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昆山：七十年前，我在坡子街口迎解放

　　七十年前，我在坡子街口迎解放

　　邹昆山

　　1949年，我在长沙市三一小学读书。三一小学位于北正街，是一所教会学校，环境优美，设备完善，教学要求很严。教学楼前有一棵髙大粗壮的银杏树，枝繁叶茂，叶呈扇形，叶脉平直，捏在手上，顺溜光滑。课余时，我喜欢在树下玩耍，常常摘片树叶压在课本里当书签。教学楼进门右手边是英语老师李遇恩的卧室，李老师很年轻，单单瘦瘦，平易近人，我很喜欢他,常常到他房间求教，他总是耐心讲解，有时也讲一些为人之道。那时，我虽然瘦小，但很爱抱不平。一次，教自然课的老师因学生作业马虎，大发雷霆，我前后左右的同学几乎个个被打掌心，哭哭啼啼，我十分难受，仗着自己成绩不错，况且平日这位老师对我也很喜欢，居然不识时务，勇敢地站了起来，批评他不该体罚学生。这还了得，触犯师道尊严！他一气之下，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推上讲台，硬要我面壁跪下。事后，李遇恩老师把我叫去，我本来一滴眼泪也没有，不知为什么，当着他的面，我竟然号陶大哭起耒。他没有责备我，却用手抚着我的头顶安慰道：

　　“You are quite a man!”(你是好样的!）

　　一个星期天，我独自上街，路过八角亭，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追赶一辆漂亮的私家黄包车乞讨，包车上坐着一位阔少爷，蓄着油光可鉴的西式头，神气活现地叼着香烟，脚踏铃铛，一路叮叮当当，风驰电掣，不可一世。当一个小乞丐的手揪住包车护杆时，狠心的阔少竟用烟头去烫小乞丐。看着这情景，我不知从何处来的勇气，随手捡起一块香蕉皮，朝包车猛力掷去，可惜没能击中。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引起强烈震撼，我愤愤不平的写了一篇日记，李老师知道后，将日记交给了国文老师，不几天，各班都挂出了一幅乞丐追赶包车的漫画，要学生“看图写话”，并且把我的日记誊写得大大的张贴出来。我受宠若惊，从此对作文产生浓厚兴趣。临近毕业时，同学们都购“留痕簿”，互相题字赠言，也请老师题字。经过那次顶撞，教自然课的老师并无芥蒂，他欣然给我留言：“聪明不可恃，力学方有为！”这话既是鼓励褒奖，也是真诚告诫，我深深地给他一鞠躬，感激地接过留痕簿，高兴地来到银杏树下，品味题词所表达的情意，不禁哼唱起老师新教的歌曲：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 万担谷子堆满仓……山那边哟好地方……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 大家快活喜洋洋。”

　　也许是听到我的愉快歌声，也许是有什么急事，李遇恩老师突然从卧房走出，站在我身边，向校外张望，然后神秘地轻声问我：“你知道山那边是哪里嘛？”我想了想，天真地回答：“大概是岳麓山的那一边吧？”他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对我笑了笑：“岳麓山那边，现在不是，将来会是！”说完，他旋即又回房去了。他刚走不久，从校门口进来几个年轻人，手拿大选印刷品，要我带他们去见李老师。我带着他们进了李老师房，客人走后，打开一看，原来全是有关和平解放的传单，李老师拉着我的手，望着窗外，深有感触地说:“天快亮了！”随即拿起我的留痕簿，奋笔急书，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留言：

　　“中国在变，正在由极端黑暗走向光明，我们不应徘徊，也不应犹豫，新的中国靠我们去培养和扶植。”

　　这题词，对于当时我这不谙世事的小学生而言，似懂非懂，不明深意，只知道是勉励，也是叮嘱。很快，留言便得到印证，当年的8月5日的半下午，突然锣鼓震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一前一后出现在黄兴路坡子街口，一群年轻人在试着扭秧歌，我分明看见这其中就有那几位到学校找李老师的青年。他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傍晚时分，我站在坡子街口李文玉金号门前，举着小红旗，兴高采烈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平进驻长沙城。在庄严的行进队伍中，间或有士兵牵着战马前行，这时，我听到身边欢迎的人群中有人在夸赞:“这才是威武之师，人家就是不一样，长官都不骑马，官兵平等！”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别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李遇恩老师，据说，一解放他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99年，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我写了《恩师题词》，发在《三湘都市报》，期盼他能看到，促成我们久别重逢，再续师生情谊。遗憾的是大海捞针，杳无音信。一晃又过了二十年，如今，这栋教学楼已列为“近现代保护建筑”，成为“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钉在银杏树上的“长沙市古树名木牌”显示，这棵粗壮的银杏今年正满130岁。当我再次专程来到这座教学楼和古树前时，李遇恩老师那深邃的笑容又浮现在眼前，仿佛听到他在朗诵那掷地有声的留言。啊！倘若他还健在，应该是已过鲐背之年的寿星了！我祈望他延年益寿，共同庆祝咱们共和国的七十周年华诞…… 

　　邹昆山，男，汉族，1936年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朱河镇，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中共党员，湖南作家协会会员，参与编辑出版现代交际学丛书，著有《演讲学》，小说集《彗星光痕》和散文集《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