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左宗棠在渌江书院

　　徐志频

　　道光十七年（1837年）四月初六，左宗棠给在湘潭桂在堂守家课读的二舅子周汝光写去一信，告诉他自己在株洲渌江书院做山长几个月来的感受与心得：生平第一次做老师，每天跟学生打成一片，心思全用在他们身上，自己心情舒畅得忘记疲劳；只是，每天批改学生作业要占去大量时间，自己私绘中国地图的业余爱好，只能暂时放一放了。

　　从道光十二年（1832年）秋将家眷寄居湘潭桂在堂起，五年来，左宗棠每逢外出有事，都是给大舅子周汝充写信。这次为什么写给了二舅子周汝光？因为周汝充跟着左宗棠来到渌江书院，做了一名学生。

　　左宗棠对大舅子在渌江书院里的学习表现十分满意。信中一句话可以看出来：“汝充进功之猛，大出意外，兄实喜慰之至。若终久如此用功，则不患不出人头地也。”

　　岳父周衡在28岁英年早逝，身后留下二子二女，左夫人周诒端是长女。作为大姐夫，左宗棠有教育两个舅子，为周家光大门庭的责任。左宗棠生性操心重、责任心强，他乐得做这件事。

　　左宗棠最初是怎么受聘渌江书院山长的？

　　缘起湖南巡抚吴荣光的推荐。清朝规制，地方书院山长由进士或举人担任，且须由声望人士举荐。左宗棠在长沙湘水校经堂就读期间，吴荣光是他的授课教师，左宗棠曾七次取得全校第一，吴巡抚对他知根知底，格外赏识。

　　1835年，吴荣光得知左宗棠第二次会试落榜，闲居于湘潭桂在堂，顺势给门生提供一个机会。

　　巡抚亲自出面举荐，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左宗棠到来之前，渌江书院学风怎样？我们先来看左宗棠的前任王继之。

　　王继之乃湘潭人，功名及朝廷副贡，执掌山长期间，他曾作过一首《渌江留别》诗：

　　白云留我住三年，久居深山客亦仙。

　　百里莺声喧昼暖，六斋灯火破春眠。

　　新词旧句消前债，细雨和风认俗缘。

　　自笑兰亭成底事，永和赢得集群贤。

　　全诗字里行间，弥漫的是一股“仙气”。

　　这也是中国僻静地方书院在经历“乾隆盛世”之后学校里的常见风习，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普遍的无奈。书院既然纳入“官学”，学生的前途，是考取功名，入仕为官。不说国家官职有限，功名亦有定数。三年一届的乡试，湖南中举者不会超过五十名；三年一届的会试，全国最多录取不超过四百人，湖南的名额，在十五名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在求取功名的路上将颗粒无收。

　　当以功名入仕的道路拥塞堵截，多数学生成了“陪读生”。他们除了跟老师学习道家文化以修身养性，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但中国社会此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处于古近之交，商业文明西风东渐，技术之“利”，逐渐渗透进道德之“义”。除了极少数学生天资聪颖可以接受“精英教育”，多数学生真正需要的是“技术教育”，通过几年的学习，掌握一门生存的本领。

　　左宗棠17岁便自行研读了《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水道提纲》《农书》这些技术类书籍，有了扎实的学养基础。以理性、实用的眼光，他一眼看出了渌江书院之前教育学生存在的问题，同时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他从三个方面着力，对渌江书院作出全新改革：

　　一是肃院规。以《朱子小学八则》作为渌江书院的院规，以“洒扫、应对、进退、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作为考察学生的准则，培养他们的品德与人格。

　　二是严学风。要求学生每天必须写学习笔记，以记录功课心得。每天晚上，左宗棠逐个检查学生的笔记内容，对疏懒废学或弄虚作假者，扣除膏火（生活补助），以奖励勤学苦读的学生。

　　三是改教材。左宗棠删减了“经史子集”中说教的部分，增加了舆地、农学等课程。他还专门设置了田野调查课，大幅度提高“理工技术”内容的比例，以弥补纯粹道德人格教育的空洞。

　　作为教书先生，左宗棠比一般八股先生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抓住了教育的实质和根本：“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教授学生读四书五经，目的只是培养他们正直、善良的道德人品，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之后，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教会他们“学用合一”，且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将正直、善良的道德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实践出来、运用出来，而不是依然停留在口头上、书本里。

　　左宗棠通过教学实践印证，对改革方向更加深信不疑。这从他后来赠秀川三兄的一副对联中也可以看出来：“诚意功夫惟慎独，匡时事业贵知人。”

　　古朴陈陋的渌江学风，经过左宗棠化腐朽为神奇的点化，酸腐气、飘逸气逐渐不见了，书院上下清风朗朗，自内到外生气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