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小城镇安（我与一座城）

陈 彦

　　“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贾岛这首七言绝句，道尽了我家乡陕西镇安的山川地理风貌。遥想1000多年前，“诗奴”贾岛当和尚受不了管束，科考又累举不第，吃喝两愁，穷困潦倒，只好穿行在秦岭南北寻找机遇，当然，也是在踅摸“诗意栖居”之地。他在镇安写下这样一首诗来，明显不像是赞美河山——当时的贾岛大体是没有这个心情的，倒像是走得有点喉长气短，不禁抬头向远处一看，一声长叹：哎呀，还是山，怎么走，哪里是个尽头啊！他“随意”写下几句大实话，遂成千古绝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贾岛当年看见的镇安“现实”，依然是我的现实。“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环境，仍是“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的秘境。上世纪70年代初，突然有了一条公路，每天跑着很多军车，是进一个叫木王的原始森林拉木料，去更加遥远的地方修铁路做枕木。开车的都是解放军，对老百姓很好，空车进山时，有老乡要搭车，他们也会“捎一程”。我第一次“坐车”，就是军车。那是在老家柴家坪的沙河滩上，每晚都会停几十辆绿色“小嘎斯”或“大解放”，在那里洗车、加油、修理。我们老想靠近一些，哪怕是驾驶员撩起旬河水擦玻璃的场面，也觉得好看得一直看不够。当然，更想偷偷爬上车，让人家拉着在沙河滩上走一段。有些胆大的孩子竟屡屡“得手”，并且到处炫耀。我胆子小，试了几次，到底没敢爬。我大舅后来跟驾驶员们混熟了，竟然将我和我哥抱上去，等人家洗完车，从河边开到队列里停靠，能走五六百米远。那个激动简直难以言表。谁知车发动后，在沙滩鹅卵石阵上如“摇摆舞”一般扭动起来，我兄弟俩被摇得从车厢左甩到车厢右，从车厢前甩到车厢后，脑子嗡地觉得大致是不得活了，从此很是怕过一阵坐车。

　　再后来，车就满世界乱跑了。公路也是大树分叉一样，延伸到无尽的沟壑山梁，后来甚至是“村村通”了，人便被车拉到天南地北，走动得不舍昼夜。而在此前，很多人活一世，都是没能走出方圆百里地的。进过一次县城，就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我到县城工作时，也有点不相信这公路和汽车满世界蔓延的现实已是我的世界。我们再也吟不出贾岛“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的诗句，因为我们失去了那种生命体验。羊肠小道已苍茫岑寂，而繁华都市转瞬即至。交通工具的改变，让地球都几乎成为一个“村庄”了。我们不可能再像贾岛一样，骑一头瘦驴，去推敲“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微观静谧了，我们在“一日千里”“风驰电掣”。古都长安与小城镇安，曾经是怎样一种“万水千山”的阻隔啊。新中国成立初期，县长去省城开会，骑一匹骡子，警卫员要随身背一根“汉阳条子”防土匪，晓行夜宿，10多天才能打一个来回。而现在洞穿秦岭的隧道，仅18公里多一些，去西安办事，返程时让家里焖饭炒菜，车到门口，砧板上的腊肉刚刚出锅。

　　而这几十年为改变“终南奥区”的闭塞蛮荒，山民们是付出了怎样的劳作与牺牲呀！每每行进在像血管一般丰富的山区公路上，总有一幅民工为修路付出生命代价的场景浮现在我眼前。少小时，我们并不懂得什么叫牺牲，只有多年后“风驰电掣”在这些通衢大道上，才领悟到牺牲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价值和意义。

　　小城镇安，是勾连汉水、巴山与八百里秦川的一个驿站，她温婉娴静地侧卧在秦岭南麓，既吮吸大秦岭的雨露甘霖，也为汉江源头注入了滚滚河流与溪水的琼浆玉液。天然的地理优势，形成了秦楚文化的深广交汇。缘长江、汉水溯流而上者，大多在这里止步，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越过秦岭、完全进入北方去生活的准备。而从秦岭以北翻越过来讨生活的人，有些也未完全适应南方，便在这里盘桓、生息。尤其是春秋战乱与秦王暴政时期，“避世者甚众”，这里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宜居环境”，数千年延绵不绝。直到改革开放，那个被“掀起盖头”的时期，我恰恰是小城一员，不仅目睹了她的剧变，而且也是“新潮滚滚”剧中人。谁还没年轻过？那时我们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戴蛤蟆镜，双手撒把蹬自行车，大冬天挽起袖子把手表亮出来，三五人一横排，勾肩搭背唱着正在大街小巷流传的歌曲《流浪者之歌》，招摇过市，深遭长辈痛惜：这些年轻人算是报废了！我们却以“小城风景”自诩。快乐，狂想，追梦，我们是小城的“流量”——身影始终在流动的那个“量”。更有比我们时尚十倍的外来客，也让我们目瞪口呆，倍感寒碜。就这样，几年间，不知哪来的如潮人流，竟然把小城发往西安的班车由一天一辆坐不满，汪涌到见天几十辆不够坐。很快，又通了铁路、高速公路，小城也反复梳洗打扮着，做了“西安后花园”。

　　这个“后花园”在200多年前曾得到过一次修葺。一个叫聂焘的湖南进士，被任命到镇安做知县。他来了并不安心。那时一县的人口，比如今一个村子的人都少些，且“道路崎岖，多有虎患”，出门连抬轿子的人也雇不下。聂焘，一个鲜活青年，寒窗苦读，进士及第，被朝廷“空降”至此，自是有点“锦衣夜行”的怅然若失，立即生出“去意”，思想波动到甚至欲回老家跟父亲学中医去。他父亲聂继模却是一个明白人，说这等穷僻小邑，恰是儒生励精图治之地。老父亲几番来信鼓舞、诫子，仍不放心，又亲自从湖南赶到镇安，耐心劝服，并为民诊病，包括监狱犯人。半年后，父子共同会诊出“山民目不识丁、见识浅陋、贫病交加、饥寒盗心”之综合征。开出方子：启学堂、招游民、垦荒田、修水利、兴蚕桑、倡集市、设义仓，令人口大幅增加。并从文化层面编纂县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旌表先进，以文化人。“奉调”离开时，父老“扶轿哭送”，以至聂公泣不成声，直觉得值了！这段历史，已然成为一个县深厚的文化资源。至今还有一台讲述聂焘知县故事的花鼓戏在传唱。聂焘的故事，也激励着一代代小县人：不要自感卑微，不要嫌弃舞台小，关键看你能唱出啥戏来，是不是个当主角的料。

　　在这片大地上，主角既是文韬武略者，也是芸芸众生。包括县城的建设过程，我就亲历过许多故事。每每走在河边逐渐形成的几十道美丽街景中，都会使人想起难忘的过往。历史正是这样一笔一画写就，如画的江山里犹如星空，总见无尽的奉献与牺牲者的眼睛在眨动。正像一代代走出大山去闯荡世界的人，一拨拨多是两鬓斑斑甚或两手空空归来者，但又有更加活跃的生命，抖擞着精神“风驰”而去。一个小县，一座小城，便在这种屡屡升腾的生命气象中，日渐盛大起来。

　　镇安的发展，在我经历的几十年，已然是沧海桑田了。到上世纪末，镇安人口已发展到近30万。人类的高频率活动，一度带来生态失衡与危机。那时我已调到西安，每每回乡，都看到河水被淘金船、采砂船翻起，壁立千仞的山石贡献着自己的粉身碎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能怪山民向山水讨生活。这个过程与代价，也许是不可逾越的。人类认识现实与自然是需要时间与教训的。但历史终于跨越过来，让县域内的众多河流得到修复，大地在几番震颤后，全然恢复了绿色，甚或成为“天然氧吧”。有着明代古建的道教名山塔云山，旅游旺季以至到了上山需要预约的情势。而原始森林木王，一个当年“万径人踪灭”的地方，也成了“吸粉”宝库，任多少人撒进去，亦不显喧嚣拥挤。游客活动在县域内的哪一片绿色海洋中，只有盘旋在空中的鹰知道。家乡有一句广告词：“小城镇安，来安去安！”这句话遍布公路铁路沿线，尤其是让西安的公交车拉着满街跑。我觉得这个创意好，谁让镇安是她的后花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