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怀贾傅井依然｜文脉长沙

　　陈启文

　　一

　　多么安静啊，这古老的青砖小巷。从这里，可以一直通向西汉的长沙。

　　已是冬天了，我却没有察觉。这个季节，其实最适合站在一截汉代的废城墙前沉默，或凭吊。是汉代的吗？人倒是长沙人都知晓的贾谊。

　　长沙城里这个热闹而又寂静的地方，而今还叫太傅里。眼前的太傅祠，人道是贾谊故宅。站在门口，我竟有些迟疑。我早已习惯于在过于幽深的地方打转，然而，这里却一览无余。

　　或许，对于这样年轻的一个人，也是不必去深究的。

　　这个人一生都很年轻，过了两千多年依然还那么年轻。

　　年轻的贾谊，仅仅在人世间活了33年的贾谊，直接省掉了中年和老年时代。他是河南洛阳人，那个地方的学人大都是荀况的弟子，“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贾谊传》）不过，贾谊真正的恩师，是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那时吴公治河南郡，以政通人和被誉为天下第一。吴公发现了贾谊这样前途无量的可造之材，立刻把他召到自己门下。当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最高司法长官——廷尉时，没有忘记得意门生，很快就向汉文帝推荐了贾谊。

　　平步青云，二十出头的贾谊就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博士是备皇帝咨询的官员，皆为一时的博学鸿儒。但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时，这些鸿儒博士总是欲言又止，说了，也是多半不得要领。初出茅庐的贾谊却敢想敢说，对答如流,和天子交换彼此的看法，也勇于承担起自己的一切。他的每一次发言，或让人震撼，或让人入迷。这获得了很少能听到真话的汉文帝的格外赏识，一年之中就把这位最年轻的博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政官。

　　然而，那时贾谊可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太多了，已让他树敌太多，一种与自身命运有关的危机已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密集地酝酿了。

　　当一个人太关注国家或朝廷的命运时，常常会忘了自身的命运。贾谊得罪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汉朝的几位开国元勋，如周勃、灌婴这些人都是封侯拜将的柱国重臣。而除了早先的赫赫战功，后来他们又诛杀诸吕，拥立汉文帝，可谓功高盖世。但贾谊却向汉文帝建言，要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把他们撵出权力的核心，这些功臣元老还不把这小子恨死？黄口小儿，什么东西！

　　事实上，最让满朝元老忌恨贾谊的要害，也正是他的远见卓识。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20多年了，政局虽大体稳定，但却蛰伏着深深的危机，为了巩固中央的统治，就必须把这些大臣的权势降低到危险的临界点以下。这从他后来的一篇《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可以看得很清楚。贾谊的出发点是国家意志，而非个人安危。

　　要命的是，贾谊不仅得罪了那些元老们，还把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也给得罪了。

　　邓通的得宠，源于一个极荒唐的梦。开文景之治一代盛世的汉文帝刘恒，在当上皇帝之前，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却怎么也上不去，这时，梦中清晰地出现了一个黄头郎的身影，从后面把他往上用力推了一把，他就挺顺利地上天了。后来，他当了皇帝便一直到处寻找这个黄头郎。一次，他在叫渐台的地方，看见了一个正在驾船的年轻人，头缠黄巾，细看那穿着与容貌，不正是那梦中推他上天的人吗？一问姓名，他叫邓通，乍一听，和古音“登天”谐音，天子于是坚信，就是他了。自那以后，此人就随侍天子左右，官拜上大夫。而像这样一个人，在贾谊这种正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士人眼里，无疑就是那种所谓佞臣，也是一个被他冷嘲热讽的对象。对这种人的冷嘲热讽，当然会招致他的加倍报复，利用自己的宠幸地位，在天子跟前进谗言，上纲上线，无事生非，置之死地而后快。

　　然而，贾谊与邓通的真正交恶，还是关乎国计民生甚至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那时，汉文帝把蜀那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币。随着邓氏钱遍布天下，国家的币制陷入了混乱。从贾谊后来在长沙向汉文帝上《谏铸钱疏》看，他可能早已向汉文帝多次进谏过，他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考察论证货币和金融问题的。而且，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货币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非常重要的手段。贾谊主张由中央政府来掌握货币，包括铸币权，由国家来垄断制币材料——铜，并由国家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权，通过掌握货币“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这实质上就是要以国币来平衡物价、均衡市场的供需。私人铸钱遍布天下，势必引发金融危机!

　　贾谊的出发点，完全是出于加强中央政府实力的需要，但这等于断了邓通和铸钱币者的财路，这才是邓通最忌恨他的原因。就这样，贾谊把在现实中扶持汉文帝即位的元老大臣们得罪了，又把在梦中推汉文帝登天的邓通也得罪了。这种内外夹攻之下，他被汉文帝贬出京师，来到长沙国当长沙王太傅。

　　而那时，京师很多人还不知道长沙国在哪里。

　　二

　　“贾长沙”是继“屈长沙”之后第二个被放逐到湘江边上来的“罪臣”。

　　长沙离京师似有万里之遥。残垣破庙里摇曳的烛火下，或日夜兼程的驴背上，总有模糊而摇晃的身影，从北方远道而来。穿过浩渺无边的中原，涉过长江之后，便进入了南方的山林。路上，雾气阵阵地漫上来，露水濡湿了单薄的青衫。有一阵，他看不见深邃的幽谷中的那条河流了，绵延不断的山岭，一望无际的深绿色的原始森林，又没有人，不见太阳，只有他，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天上。他突然感到自己很弱小。

　　又经过了一条河。这条河他似曾相识，这是湘江的一条支流，汨罗江。

　　似曾相识，只因为有了屈原。他好像不是坐一条船来，他是踏着一首《楚辞》的上半阕而来的，那下半阕，等着时空中的另一个诗人续写，唱和。年轻的贾生，像屈原一样悲愤，他曾有满腹学问，而今又有了满腹牢骚。而他的恨，并非狭隘的个人私怨。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人格是何等高贵。就在他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那个曾经拼命排挤他的绛侯周勃也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或是作祟太多，心里有鬼，周勃患有自恐症，总是担心会有人谋害自己。每当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他就披甲带兵全副武装地出迎。很快，便有人向朝廷诬告周勃想谋反。这个案子被汉文帝批给廷尉，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下了大狱，受尽了狱吏的百般凌辱。贾谊听闻此事，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连夜给汉文帝上疏为周勃的遭遇愤愤不平。汉文帝没想到，贾谊自己深受陷害，还在为曾经陷害过他的人鸣冤叫屈。他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从那以后，大臣哪怕是犯有死罪，大汉朝廷都会让他们体面地离去。

　　而此时，23岁的贾谊，正望着这水花飞溅哗哗流逝的汨罗江，刹那间，他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攫住了。或许，在这条河流里，他看到了屈原的倒影。这世间一个最有人格的灵魂，已经悄然靠近了他。

　　但贾谊终究没有跳下去。

　　他用一首长歌抒发了自己，这就是贾谊著名的《吊屈原赋》：“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

　　抒发，其实就是一种救赎，对自己灵魂的拯救。

　　汨罗江沉下了屈子，但没有沉下贾生。在生与死之间，历史没有走向一个极端，而是给人类以双重指引。贾谊已经走得离这条危险的河流很近了，但他只是掬水洗净了脸上的风尘，然后继续向他的宿命之地前行。

　　古城长沙原是南蛮三苗之国，秦始皇统一中国，置长沙郡。秦亡，汉高祖五年，设长沙国，封吴芮为长沙王，其后吴臣、吴回、吴右、吴著相继世袭，历五代。贾谊抵达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在位。这也是最后一个长沙王，吴著没有子嗣，他死后，将以无嗣而国除。不过，贾谊身在长沙，心忧的，还是大汉帝国的天下安危。

　　一支蜡烛几乎每晚都亮着。烛光映出一位远古的士人形象。

　　贾谊端坐于一张汉代的毛毡上，默默地伏在书案前。季节漫长而遥远。窗，在冻硬的冰雪中发出碎裂的声音。漫漫长夜，只有烛光和窗外一轮残月陪伴一个身影在孤独地坚守。他以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夜以继日地陷入了沉思。

　　这个短促的生命，给我们留下了太丰厚的遗产。对他进行一次精神清理是必要的。

　　贾谊的基本治世原则，从一开始便是针对汉初的黄老无为之学，他力主以儒家的“有为”来经世、治世，这也正是湖湘文化在后来逐渐凸显出来的核心意图。那时，正值“文景之治”开始，西汉初年通行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似乎已初见成效，秦末乱世之后，“天下已安”，但贾谊却从这“天下已安”的平静表象中预见到了蛰伏的危机。贾谊倡导的“有为”又绝非秦代的穷兵黩武和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秦帝国从登峰造极的盛世到急速瓦解、覆灭，是他的一块心病。出于对汉帝国的忠诚，他试图从秦朝致命的缺点中找到可以让大汉帝国长治久安的秘方。如果说《过秦论》是他对前朝的一次彻底清算，那么他向汉文帝提出的很多谏疏，无疑都是为汉帝国开出的药方。

　　他开具的每一个药方可以说都来自于他对西汉初年三大社会矛盾症结的诊断，一是诸侯权力过大埋伏的危机，二是“富民”与“居官”者互相勾结兼并土地的危机，三是汉与匈奴的民族矛盾之中潜藏的危机。而要化解这些危机，贾谊在其《新书》中提出一系列“有为”的治国方略，首先要“强君权”，然后，贾谊又提出了“民本与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而君主和官吏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仁爱民众。而落实下来，就是在经济上要利民、富民，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要慎刑罚，勿扰民伤民。我们今天的民本思想，与之一脉相承。

　　此外，他还提出了他独特的礼法观，在重礼的同时十分重视法的作用，法和礼一样，都是人主治国不可或缺的。礼的作用偏重于教化，它发生于罪恶产生以前，通过“劝善”以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在于罪恶发生之后的“惩恶”，法能收到较礼更快的效果，二者优势互补，相须为用。贾谊对“惩恶”抱有高度警觉，他认为暴政与仁政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繁刑严诛”，而后者“约法省刑”，他一再奉劝统治者对刑罚务必要慎之又慎，甚至主张统治者宁失之有罪，也不可滥杀无辜。他的这一法学精神，哪怕到了今天也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前瞻性。

　　这些文字，有的是在长沙写的，有的是在来长沙之前或离开长沙之后写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沙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深思熟虑的重要人生段落。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于现实有如此理性而深邃的运思，对于未来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在中国历史上，是他，第一个把抽象的儒家学说直接变成了可以操作的现实法则，从那以后，中国两千多年来就在享用它，一直到今天。我深信他是一个天才，但哪怕是天才，也要投入自己的全身心，而且还必须具有真正的信仰和信念，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在贾谊为我们留下的这些遗产中，最让我惊喜异常的还是他的《论积贮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粮食为主题的纲领性文件。

　　无论在以农立国的传统社会，还是今天建立在资本之上的现代社会，粮食，唯有粮食，永远都是国之命脉。贾谊从粮食的储备“仓廪实而知礼节”，论及粮食与政治和民生的关系，他的眼光是动态的，充满变数同时也充满了预见的，他从宏观的、立足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粮食问题，他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粮食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不仅是针对汉文帝，而是在给世世代代的统治者敲警钟。对于这样的文字，要睁大了眼睛读，才能感觉到他辽阔的眼界。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或许，只有最有使命感的人，才能感觉到这样的“大命”。

　　他伏案疾书，直写得文字里渗出血迹。

　　烛泪，滴落，然后，凝结。他已沉沉睡去。

　　一支蜡烛，仿佛在自己的光焰里睡着了。

　　三

　　长沙，无疑是贾谊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

　　偶尔，也会把目光投向铅一般沉重的天空，眼睛里也会带着几分渺茫。

　　偶尔，一阵风在窗前出现，却猜不出风中藏着的是福是祸。

　　他无疑是经典意义上的儒家，但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深有体悟。他很早就写过《道德论》《道术》之类参悟生命的著述。透过其间的想象和隐喻，就会发现，这个一直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的人有时候也会退缩回自己的心灵和生命自身，作为人间的个体生命，他也有很强的宿命意识。

　　大约是他在长沙第三年的某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书房。鵩鸟其实就是猫头鹰，这在南方的山林里很常见。可那时的人们认为，猫头鹰是一种可以预知死亡气息的不祥之鸟。贾谊谪居长沙，原本心情就十分忧郁，如今猫头鹰进宅，这给他带来了极度的伤感。他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沧桑发出了宿命的感叹，他也想借此来宽慰自己。没有谁来安慰他，只有他自己。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在这尘世谁能把握他的命运？

　　无疑，还是天子，皇帝脑子里的一个念头。

　　王勃在《滕王阁序》云：“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汉文帝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了个念头，忽然想念起邈远长沙的这个逐臣来了，于是，他把贾谊从长沙召回长安。

　　贾谊一路风尘仆仆赶到长安，汉文帝在未央宫的宣室里接见了他。这里是祭神之所，贾谊进来时，祭祀刚毕，连祭神的肉也还在供桌上摆着。明白了吧，汉文帝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他呢？汉文帝对很多与鬼神有关的事有不少疑问，他想问问贾谊。摇曳的烛光之下，如有鬼影幢幢。贾谊又真的搞清楚了鬼神吗？他到底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鲜有记载，后世只知道，他的“鬼话”让汉文帝越听越入迷，身子不停地下意识地向前挪动，靠得离贾谊越来越近，这君臣俩一直谈到子夜，后来，汉文帝还余兴未尽地感叹：“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一番话，还是远不及他啊！”

　　这是历史上很滑稽的一幕，为这事，李商隐还写了一首惊世之作：“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有些蹊跷的是，贾谊这次回京师，还是没有得到汉文帝的重用，可能还是因为邓通这个宠臣在作祟。但贾谊的处境略有改善，汉文帝派他到梁王刘揖那里去当太傅。刘揖，又名刘胜，是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做刘胜的太傅，自然要比做长沙王的太傅离皇权近了一大步。

　　大约就在贾谊这次从长沙回京后，他给汉文帝上了那篇著名的《治安策》。而此时，他曾经预见的危机正在被事实验证，先是济北王、淮南王相继叛乱，接着又听说诸侯中最具实力的吴王刘濞也正蠢蠢欲动。贾谊这篇《治安策》上得正及时，他一开头就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

　　西汉开国以来，还从没有人像贾谊这样直接挑明，对帝国安全构成首要威胁的便是这些诸侯王的存在，他列举了历史上分封诸侯的种种危害，开国之初，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后来，终于把异姓王叛乱平定了，但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他说，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朝廷血缘关系疏远是不对的，济北王刘兴居是汉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的亲弟弟，不也相继发动了叛乱吗？同姓王虽亲，其实也都有称帝的野心。诸侯王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取决于“形势”，大都是强者先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弱，同朝廷的关系最疏远，反而最忠于帝国。这并不是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而是“形势”使然。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见解。

　　“《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语）但汉文帝当时却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反而是贾谊又一次倒霉了。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刘揖骑马入朝途中，从马背上摔死了。尽管这是很偶然的事件，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呵护的职责。他因此而深深自责，日夜哭泣，心情也更加忧郁。刘揖死时还没有儿子，他这一死，按例就要撤销他的封国。贾谊觉得，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他建议让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刘揖继承人，或者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接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足以控制吴楚，朝廷就可以安然消除山东地区（华山以东）的忧患了。贾谊的这个建议被汉文帝采纳了，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发挥出来的坚决抵御的作用看，贾谊给汉文帝出的这个主意，实在是深谋远虑。

　　只不过，贾谊那时已经看不到了，他已经作古。

　　四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33岁的贾谊在忧愤中离世。

　　33年，用尽他的一生，却比两千多年似要漫长。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这是王安石对贾谊的由衷慨叹。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他魅力越往后就越能浮现出来。他的存在，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生命象征，可以说，他是一个德才兼备却最终也未得到重用的失败政治家的典型，却又从失败中的进取表现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个方向，影响深远。

　　而在现实中，尽管他的许多主张不被当朝所重用，但在其后，却令人惊愕地一次次被验证，如汉景帝三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验证了贾谊对诸侯王的预见是多么准确，而晁错提出“削藩”政策，事实上是贾谊早就提出过的，只不过是整整提前了一个时代。到了汉武帝时,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再分为若干小块，分给自己的子弟，这正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措施，以此来达到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只不过，对于天不假年的贾谊，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来得太晚了一点，他命定无法在活着时亲眼看见自己思想的成果，只能在死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享受无比的哀荣。而他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他对匈奴问题的忧虑，最终也以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完胜而告一段落。

　　汉武帝无疑是伟大的君主，而辅佐他的，为他出谋划策提供政策支持的丞相，却是死去多年的贾谊。这并非我的突发奇想，这是事实，汉武帝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伟大君主，只是以自己的气魄，完成了对贾谊理论的辉煌实践。这或许也是刘彻对他特别感念特别缅怀的原因，为了纪念和回报他，刘彻把贾谊的两个孙子都提拔为郡守。

　　对于贾谊，尽管作为文学家的意义是次要的，但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文学遗产也让人望尘莫及。他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辞赋家，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在广义上完全可以称作散文的诸多政论，用刘勰的话说，“理既切至，辞亦通畅”。这不是一般的杰作可比，而是一个民族的范文。

　　通过长沙的一条巷子，我走到了这里。我凝视着他，是因为他的存在。

　　太傅祠虽小，却是“长沙最古的古迹”。晋代，长沙郡公陶侃曾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这里一度又被辟为陶侃庙。后来，这里还曾为兵营。直到明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澎才把这一座古宅赎回来，重新修葺后，仍复祀贾谊。明朝万历年间，长沙兵备道李天植又于祠内增祀屈原，太傅祠一变而为屈贾祠，而在湖湘文化中，屈贾也一直被视为同一个精神源头。清朝时，这祠庙又经多次重建，重修,到光绪元年，将屈原的神主牌撤出，择地另建屈祠，这里又成为了太傅祠。这一次重建规模十分浩大，在太傅祠后增建清湘别墅、怀忠书屋、古雅楼、大观楼等，又叠石造山，凿井为池,营造出了一片具有湖湘色彩的园林建筑群。

　　屡废屡兴，只说明，历史从未忘掉这样一个人，长沙从未忘掉这样一个人。

　　只可惜，1938年，这祠被一场大火烧毁。

　　我眼前的这座太傅祠，可还是他住过的那所老房子？好多街道都改了名字，这里还没改，还叫太平街太傅里。好多街道都拓宽了，这里还是那样狭窄。祠内，一道朝东的砖墙上有个神龛，这龛内原本供奉了一尊贾谊坐像，木雕，描金，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夜晚，这尊木头雕像在风雨中突然消失，从此下落不明。

　　但有些东西却一直没有消失。在贾谊祠前，太傅里小街的一侧，有两眼水井，其口敛腹阔，状如壶，据说，这井是贾谊当年所掘，当年这井离湘江很近，四周长满了芦花。但早已没了汉代的芦花绽放。这也成了岁月中的一个坐标，两千多年来，贾谊故居经历了无数次毁坏重建，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故居的地址，所有重建都以贾谊当年亲手开凿的水井为坐标。这口井是我国保存时间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古井，杜甫流寓长沙，曾有诗曰：“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这口井因此得名“长怀井”。韩愈游长沙时，题有诗云：“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

　　据说，长怀井与湘江相通，湘江水涨，井水涨，湘江水落，井水落。湘江之水不绝，井水也世代不绝，但早已没了汉代的芦花绽放。遥想当年凿井的贾生，当他的心血注成一口泉井，也就成湘江的遗泽，“贾长沙”的思想，似湘江水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