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者”举灯｜文脉长沙

　　王开林

　　壹

　　曾国藩、左宗棠的成长故事告诉人们：孙子拥有一位慈威并济的祖父来言传身教，确立家训，确定家规，竟比儿子拥有一位虎性十足的父亲来护其周全，益处要大许多。

　　郭嵩焘出生于清朝长沙府湘阴县，祖父郭铨世开办盐号，富甲一方，为人多财而不吝，“然诺一语，千金不惜”。湘阴县令某公找他借贷重金，却不幸在任上翘了辫子，死者家属无力还债，准备用两个年轻漂亮的丫鬟抵偿。郭铨世的回应极义道，当面烧掉借据，反过来赠给故世的县令一具棺木，送给他家人一笔川资。如此仁风，四乡传颂。

　　在湘阴城西，郭铨世兴建了本家大祠堂“耕心堂”，何谓“耕心”？“以善为犁，以心为田，耕之耘之，其乐未央”。郭铨世确立的家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他爱好诗文，闲暇日子以吟咏为快事，其风范影响长孙郭嵩焘，可谓至深至远。中国传统读书人中十有八九轻视“商贾末业”，郭嵩焘无疑是个例外，他向来喜欢谈论洋务，也喜欢办理洋务，与其重商的家风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关联。

　　郭嵩焘年轻时就读于岳麓书院，入学之初，受到山长欧阳厚均的悉心指导，他反复品读前山长旷敏本的讲堂联，三遍之后即烂熟于心：“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此联工整晓畅，意味深长：是与非，应由自己判断；功与过，听任他人褒贬；得与失，交予命运安排。登至岳麓山顶，饱享朗月清风，通天彻地，心旷神怡。君王父母之恩怎么报答？百姓万物之命怎么修立？圣人贤士之道怎么传播？站在赫曦台上，远眺衡山之云湘江之水，人文情怀，必有归宿。可以说，郭嵩焘一生的进退取舍，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始终未曾逸出这副讲堂联所体现的岳麓书院精神。

　　弱冠之年，郭嵩焘与刘蓉、曾国藩义结金兰，他们纵论圣贤之道，畅述青云之志，相期不负平生。“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而神识日增扬诩矣。”何谓“扬诩”？就是褒扬和赞许。50多年后，郭嵩焘于病榻上穿越记忆的深长隧道，回放一生，赋组诗《枕上作》，第五首感慨道：“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各千古，孤负江湖老病身。”在功名事业方面，他自愧不如金兰契友曾国藩、刘蓉，这段石交日后虽有磨损，但从未褪失其底色。

　　郭嵩焘20岁考中举人，25岁时，他应约前往辰州（怀化市）知府雷震初处做幕僚，以馆谷养家，“刻苦自励，衣服饮食不敢逾量”。在当地，剔骨鳝鱼价廉，每斤30文钱，仆人买回半斤，切丝烹制，美味可口。吃着吃着，郭嵩焘便搁下筷子，生出内疚来，吩咐仆人以后别再买剔骨鳝鱼，有三点理由：其一，湘阴鳝鱼贵于肉价，父母健在时，每餐有肉食，但鳝鱼每年才吃一次，就算再吃，也没有剔过骨头，自己的享用岂可优于父母？其二，吃一味菜却要害死多条命，有损好生之德；其三，他正在随事砥砺，不宜贪图口福。

　　郭嵩焘眼界极高，他致书义兄曾国藩，有警句可录：“吾人生世，当为天下不可少之人，才算全德；要为一家所不可少之人，才算全福。”

　　他与“全德”相对邻近，与“全福”却相隔迢遥。

　　郭嵩焘壮岁即赋悼亡，继室是江苏太仓名门钱氏之女。结缡当天，其日记中既无欢声，也无笑语，只有酷评和哀叹：“新人貌陋，而一切举动似非纯良，岂吾命应然耶！”他的始念初心是“不求美，然不可有破像；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钱氏未达标，“甫入门，则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这岂非讨了个“母夜叉”入门？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携新妻钱氏和老妾邹氏到广州履新，乘三顶绿呢大轿进入广东抚署，邹氏受到纵容，僭越礼制名分，家中地位显居钱氏之上，这种做派很不靠谱，令广州士绅侧目而视。钱氏出身名门，随夫君咀嚼菜根或许甘心，但体面受损，死活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愤然大归。新婚不足一月，郭嵩焘就急于休妻，把故事公然演变成了事故，义兄曾国藩亦为之叹息。

　　郭嵩焘的心头最痛，并非中年丧妻，而是老年丧子，其长子郭依永是曾国藩的四女婿，学业、文才俱佳，却患痨病早逝。

　　同治五年（1866年）夏，郭嵩焘卸任粤抚，带着被老友左宗棠参劾的心理创伤回返湖南。这年秋天，他赴长沙北乡沙坪罗汉庄，营建韩波塘新屋，春节之前，新居落成。三年后，郭嵩焘购得长沙又一村六堆子的几亩菜园，夯实地基，建成宅院，取名养知书屋，又称玉池别墅。

　　贰

　　倘若今人能起郭嵩焘于九原，问他：“公一生得意处有几？”

　　他必定回答：“有五，助三人贵为将相，谋二事终成正果。”

　　其一，他前往湘乡荷叶塘说动了执意守制的曾国藩墨绖从戎。

　　当年，郭嵩焘力劝义兄曾国藩接下团练重担。他说：“公素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机会来了，千万不可错过。况且热孝从戎，古已有之。”一时未做通曾国藩的思想工作，他又请动其尊翁曾麟书，强调“力保桑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圣旨可抗，父命难违，曾国藩这才硬着头皮出山。日后，曾国藩统领湘军，平定东南，实始于郭嵩焘的深夜苦劝。

　　其二，咸丰九年（1859年），郭嵩焘以翰林编修入直南书房，初次陛见，咸丰皇帝垂询左宗棠的近况，郭嵩焘盛赞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嗣后，左宗棠被控“劣幕把持”，身陷“樊燮案”，郭嵩焘立即伸出援手，在北京积极造势，请动翰林院同仁潘祖荫上奏朝廷，道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此语道路相传，天下皆知，疾速提升了左宗棠的知名度。一旦咸丰皇帝心意回转，曾国藩便建议朝廷，大胆起用左宗棠，募乡勇，援江西，一桩震惊朝野的御案顿时冰消。若非郭嵩焘联络南北，传递信息，左宗棠危乎殆哉，何谈日后的出将入相？

　　其三，咸丰十年（1860年）秋，李元度失守徽州，皖南沦陷，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怒火攻心，加以严劾。李鸿章时为幕僚，为好友李元度争取从宽处理，未能如愿，便负气离开大帅府，曾国藩并未挽留。此前，李鸿章已简放延肇道，可去福建上任，他向居家守制的沈葆桢询问福建情形，听说闽事糜烂不堪，前去上任必遭艰阻，不免垂头丧气。在这节骨眼上，郭嵩焘致书李鸿章，帮他拨开迷雾，“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郭嵩焘劝李鸿章赶紧回头。他又写信给义兄、亲家曾国藩，为之缓颊。曾、李师徒尽弃前嫌，待淮军编练成毕，曾国藩便力荐李鸿章驰援上海，巡抚江苏。

　　郭嵩焘暮年撰写《玉池老人自叙》，得意扬扬地说：“三人者，中兴元辅也，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

　　其四，郭嵩焘为湘军筹饷，谋划周全。湘军能够反败为胜，得益于后方稳固，粮饷有继。郭嵩焘不无自豪地说，“湖南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值官民交困之际，征收厘金（商业税）供养军队，并非他的创见，但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宣传，使之落到了大处实处。

　　其五，郭嵩焘创议兴办湘军水师，湘军水陆并进，两翼齐飞，可谓相得益彰。这么说吧，水师的兴起，对湘军早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紧要的推动作用。

　　郭嵩焘巡抚广东，出使西洋，难道算不上高光时刻？在广东，他焦头烂额，被老友左宗棠连参四本，被参得灰头土脸，卸职了事。在西洋，他被自己举荐的副使刘锡鸿不断构陷，弄得浑身腥臊……

　　叁

　　郭嵩焘做过蒙古悍将僧格林沁的幕僚，文臣给武将讲道理，根本无用，他不可能真懂，也不可能全懂。僧格林沁百战之余，只知攻守，至于攻守之外另有更多精细讲究，他就懒得去琢磨了。

　　清军接战英法联军，文官胆怯，不敢临敌，唯独郭嵩焘驰至大沽口帅营襄助，僧格林沁感动之极，赞叹道：“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天津一战，蒙古骑兵全军覆没，僧帅伤心之余，这才回想起郭嵩焘当初提出的诸多建议，不禁自责道：“朝官唯郭翰林爱我，能进逆耳之言。我愧无以对之，使早从其言，何至此败！”可惜僧帅悔之晚矣。

　　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欧洲，同样是见难不避，没人肯去，没人敢去，就他愿去。巨压之下，虽说他打过退堂鼓，但最终奉旨出洋的仍是他。

　　郭嵩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英国负荆请罪，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湖南保守派绅士率先发难，群起而攻之，一副对联不胫而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有人说，这副对联出自王闿运的手笔，列堂堂之阵，树正正之旗，煞有介事，可是它经不起推敲。晚清算不算“尧舜之世”？洋人算不算“地狱恶鬼”？脑洞大开，像极了天坑。

　　清朝政府办理外交事务，到了光绪年间，仍为幼稚园水准，事到临头，被逼无奈，方才派出首位驻外使节，如此慢节奏，连蜗牛都自愧不如。

　　郭嵩焘以钦差大臣持节出使英伦，在其亲人看来，根本算不上喜事，简直比丧事还要晦气得多，满门笼罩愁云惨雾。郭嵩焘撰《玉池老人自叙》，自承“生平胆薄多惧，入夜不能独居一室”，就是这么胆小的一个人，却甘愿跨重洋，履风涛，去英伦执行使命，可见其信念之坚，超越了自身的极限。

　　湘籍学者王闿运素以通达著称，他致书郭嵩焘，竟不乏迂腐可笑之论，荒唐发梦之言，大意是：人皆好异喜新，这是常情。利玛窦的学问在中国是新的，在外国则是旧的；公的学问在中国是旧的，在外国则是新的。公不妨告诉洋人：兵威再强都很凶险；倾销商品无益；枪炮只能吓人，却难以服人；开埠只利于纷争，却妨碍和谐；铁路日行万里，不如闭户安居；舟车日获万金，无非为了吃饱喝足。西方人士心气已达，嗜欲相同，相比明朝的徐光启拜见西方传教士，他们对公倾心仰慕何止十倍有余，纵然不能立即达到教化淳厚的目的，后来者将有事可做。古代老聃去流沙，而胡人皆觉悟成佛，曾产生过奇效。因此公奉使称职，只是一时之利；借机传教，才是万世之福。

　　晚清知识界顶尖水平的学者，其高见尚且停留于野人献曝的层面，廖平批评业师王闿运“头脑极旧”“常识缺乏”，真不算肆意贬低，何况当时多数读书人的认知水平尚不及王闿运，可想而知，他们会如何看待郭嵩焘出使西洋。

　　这年冬，郭嵩焘携如夫人梁氏和随员登上英国邮轮，这一去就是两年多。本国的文化精英既不能理解也不愿同情他的使命，英国幽默杂志《喷奇》奉送见面礼，整出来大版漫画，将他丑化成拖着辫子的猕猴，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次年，郭嵩焘基于慧识，“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益处”，他整理日记，备述出洋途中的见闻和思考，名为《使西纪程》，抄写副本，寄呈总理衙门。

　　《使西纪程》对国内的现状多有微词，对沿途各国的现状则不乏好评，在国内政界立刻激起轩然大波，一些头面人物纷纷跳出来，义愤填膺，口诛笔伐，虚拟罪名是“用夷变夏”，实控罪名则是“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翰林编修何金寿抗疏论劾，抨击《使西纪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应当严加禁毁，并且声称“我大清无此臣子也”。清朝政府采取了折中的处理：一方面优容保守派，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流传，另一方面则安抚洋务派，让郭嵩焘继续留任，完成使命。

　　可以这么说，《使西纪程》捅了马蜂窝，得罪了方方面面，即使是相对中立的人士也不太情愿与郭嵩焘共情。晚清大臣刘秉璋的三公子刘声木撰《苌楚斋随笔》，论及《使西纪程》，就放言批评郭嵩焘欠缺深思，失之轻率：“书初出，舆论大哗，贤士大夫更谓其欲废孔孟之道，以从天主耶稣。虽指斥不无太过，亦侍郎有以自取。凡人一生，不能无善恶，一国亦如是。若一概盲从，坐视数千年历代圣贤相传之良法美德废弃而不屑道，揣之事理，能乎不能？岂侍郎未之思乎！”郭嵩焘何尝未加深思，但他的想法过于单纯，以为拨开云雾，引领坐井观天的衮衮诸公睁眼看世界，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正反馈，孰料他们毫不领情。那些大实话不中听，李慈铭斥之为“极意夸饰”，“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书者，又何心也”。

　　俞伯牙对牛谈琴，尚可相安无事；郭嵩焘教蛙离井，必然激怒群情。

　　肆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机会近距离、全方位考察欧洲的政治、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惊讶地发现，英国的法治远比德治效率更高，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才得展，民志得伸，无抑郁挫伤之积弊，对此他感慨良多，“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理所固然，我朝野人士唯有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求真务实，才可望日后与西洋分庭抗礼。

　　郭嵩焘认为兴办实学乃东方大国的当务之急。他专为国家的发展前景开列了进度表，乐观中有悲观，悲观中也有乐观：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初见端倪；学习西方制造工业，五十年可见成效；创办学校，一百年方能培养出高端人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用一百年砥砺精英，用一百年趋于大成。有趣就有趣在，郭嵩焘是个急性子，曾国藩曾撰联相箴，“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然而这回他极具定力和静气。

　　郭嵩焘的《伦敦日记》是一敞亮的窗口，可见他办理外交事务，处处不失汉官威仪，携梁氏觐见英王维多利亚，不亢不卑，进退合度。他遵守国际惯例，递交照会，使用西历；与洋人交往，行握手礼；听音乐，看曲目单；游甲敦炮台，穿西装；见巴西国主，起立致意；使馆开茶会，由梁氏出面殷勤款待。郭公使通权达变，并不拘泥，行事颇为得体。相比之下，副使刘锡鸿“孤僻自大，不近人情”，并且随地吐痰，洋相百出。英、法两国只重正使，不重副使，使刘锡鸿的自尊心饱受折磨。但他并非无事可做，明处与郭嵩焘为难，暗地里则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他定期向清廷寄出秘密报告，屡屡贬斥郭嵩焘的言行，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更为恶劣的是，他还无事生非，将编造痕迹明显的日记寄回总理衙门存档。郭嵩焘悔恨不已，当初他一念之差，引狼入室，举荐刘锡鸿取代许钤身，现在处处受其挟制和荼毒。直到清朝政府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之后，郭嵩焘的烦恼才算减半。

　　王闿运批评郭嵩焘“推人有余，而知贤不足”，可谓一语中的。刘锡鸿的阴损行径终究影响不了西洋人士的判断力，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就盛赞郭嵩焘是“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

　　郭嵩焘主张开眼看世界，虚心学习和竭力引进欧洲的文明成果，尤其要虚心学习其政治、教育方面的可取之处，招致国内顽固分子的聚诃丛骂和保守势力的口诛笔伐。王闿运就认为郭嵩焘不可救药，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两江总督刘坤一称赞过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后来也改变了看法，致书左宗棠，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未表同情，倒是质疑：“此公行将引退，未审有何面目以归湖南？”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十五日，郭嵩焘乘火轮船抵达长沙，泊于草潮门，收到大弟郭崑焘派人送来的急信，长沙、善化（长沙）两县官员以“轮船不宜至省河”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多耽搁了两个小时。须知，此时郭嵩焘“钦差之命犹在身”，自巡抚以下，竟傲不为礼，布政使崇福、长沙道夏芝岑也仅以差帖迎候。长沙绅士公然藐视国典王章，专门选在通衢大道醒目处，遍张揭帖（大字报），直斥郭嵩焘“勾通洋人”。地方官不仅不派人查办，“且从而扬其波”，官绅两界心气相通，视郭嵩焘为“干犯名义”的罪人。

　　所幸老友朱克敬能够理解郭嵩焘内心的种种憋屈，赋七言律诗助其排解愤懑：“朝来庄鸟抛藜杖，喜见班超入里门。体国经纶公未老，避仇身世我犹存。忧心悄忧逢春剧，热泪淋浪带酒吞。莫更裂眦谈往事，肯容疑谤道才尊。”

　　朱克敬认为郭嵩焘是大汉名臣班超那样出行万里、立功凯旋的使臣，却受到湖南官绅的苛待和冷遇，都算了吧，事过不论，暂且和泪饮酒，容忍疑谤，方为儒者理应遵从的恕道。郭嵩焘称赞朱克敬的这首诗“气格苍老，字字惬心”，抚慰了他心头的伤痛。

　　与国内舆情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泰晤士报》刊登长文，认为郭嵩焘始终胜任使命，为国尽忠竭力，却被清朝政府撤换，太不可思议了。当时，严复正在英国留学，将该文完整译出，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国见过者，均为惋惜。然或渠任已满，自请回国，亦未可知。渠是第一个驻英国之钦差。论事如其所见。所详报者，皆所得于西洋而有益于中国之事。其尤可称赞，令人思其为国之苦心，在将外国实事好处，切实说尽，以求入于偏疑猜嫌中国人之耳。此辈真是误叫作读书人，徒知餍中国古昔糟糠，而弃欧罗巴第十九世纪之肴肉也。”

　　爱国使臣竟沦为众矢之的，被骂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郭嵩焘遭此横逆，会如何应对？

　　光绪四年（1878年），他致书友人朱克敬，表明自己不以世间毁誉为进退的心迹，大意是：毁谤遍布天下，而我内心泰然自若。自认为就是请出夏禹王、商汤王和周文王来评判，我也没有做错什么，就是等到百世圣人出现，也不会对我的言行疑惑不解。之所以我甘冒被嘲骂、讥笑、侮辱的风险而不后悔，是因为我的动机单纯，要力求有益于国家，并非无端自毁声名而引以为平生快事。既然是白费心力，那就到此为止吧。

　　伍

　　郭嵩焘退居长沙寿星街玉池别墅，主讲于思贤讲舍，多与文人雅士诗酒往还，编撰《湘阴县图志》，也是慢工出细活。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敬重其思想、文章，陈三立还持贽拜玉池老人为师，赋五言律诗《过话玉池别墅》二首：“高卧东山宅，闲寻绿野堂。衣冠存大隐，风雨照新凉。莽荡看群彦，低垂尽一觞。老臣遗憾在，流涕说先皇。”“妖气连瀛海，江山有闭门。文章终古恨，朝野几人存。善战输长策，群公富谠言。孤吟依北斗，未敢讼烦冤。”

　　相比晋朝太傅谢安退隐会稽东山、唐朝宰相裴度退居洛阳绿野堂，郭嵩焘的处境比前者差很远，比后者也强不到哪儿去。谢安东山再起就不用说了，裴度逍遥避祸也算安度余年，郭嵩焘却一直挨骂，光绪27年（1901年），朝廷中仍然有官员“义愤填膺”，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烂账算在这位已故的前使臣头上，刑部郎中左绍佐坚请朝廷下令，夷平郭嵩焘的墓庐而戮其尸。左绍佐眼力极差，情急之下甩锅，竟连顶罪的对象都找错了。

　　当年，名士龙汝霖之子龙璋斗胆去玉池别墅拜见郭嵩焘，两人从寒暄到畅谈，半天下来，郭嵩焘感叹道：“举世无知己，唯此一少年！”龙璋博览群书，有正义感，也有洞见，对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不以为然，对郭嵩焘的遭遇颇为同情。晚年，龙璋对腐败的清政府彻底绝望，竟慷慨解囊，密助革命党人黄兴十万银圆，用作起义经费。

　　郭嵩焘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缺少知音和同道，精神寂寞如沙，但他并未深陷感伤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其七言绝句《戏书小像》二首便唱出了内心的最强音，如同射向荒原的响箭，目击耳闻而深思大悟的智者自能晓喻其深意：“傲慢疏慵不失真，惟馀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光绪四年，曾纪泽奉旨接任驻英、驻法使臣，行前，他将召对诸语写进了《使西日记》：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倘若郭嵩焘知悉召对时曾纪泽的发言，肯定会感激世侄兼同行的仗义执言。至于说到他“常常与人争论”，他很可能会引用孟子的那句名言来为自己作答辩词：“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若干年后，维新派的杰出代表谭嗣同挺身而出，为郭嵩焘鸣不平，且向这位湖南先贤致敬：“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维新派另一位大护法梁启超也曾称道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湖南巡抚陈宝箴对“独醒者”郭嵩焘推崇备至，以“孤忠闳识”四字盛赞之，每次办事棘手，他就说：“郭公在，不至如此！”诚然，“独醒者”举灯，照亮了前行的路。

　　浙籍学问家俞樾悼挽郭嵩焘：“为翰苑，为封疆，为海外輶轩，青史长留不朽事；是同年，是前辈，是楚中耆宿，白头顿失老成人。”其“不朽事”斑斑可考，可惜“老成人”怅然离去。

　　湘籍学问家王先谦为郭嵩焘撰写墓志铭，评价其一生功德，堪称盖棺定论：“利在国家，岂图其私……皦尔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意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哪里还谋求个人的好处……你的高风亮节，堪称百代师表。家里满是文章，贤人俊士都为之心仪。诽谤与身俱灭，你的功德名誉历时愈久愈光辉！

　　这并非谀墓文字，透露出来的全是对郭嵩焘绵绵不绝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