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何立伟带你回到文学烟花最美的现场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韩少功

　　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会在寂静的山河间毫无踪迹

　　作为知青从长沙下放到汨罗后，韩少功就搞起了文学创作，因为《夜宿青江铺》被《人民文学》相中，被邀请到编辑部改稿子。“他就安静地坐在王朝垠办公桌旁的沙发上，下班跟着王朝垠回家，就住在王朝垠家里。”原《人民文学》编辑朱伟这样回忆道。

　　韩少功一直对《人民文学》编辑王朝垠心存感激，“我曾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与他在北京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确实，从《夜宿青江铺》直到《爸爸爸》《女女女》，韩少功早期“三级跳”的作品，都是经王朝垠的手，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并由此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77年恢复高考后，韩少功顺利地进入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依然作品不断。“韩少功到北京来，我陪他去王府井，他已经在外文书店挑英文原版书了。我到长沙也去过他们学校，到他家里见过他母亲，他带我去橘子洲头、岳麓书院，现在回顾，还真有要‘到中流击水’的意气。”朱伟说。

　　大学期间，韩少功写了两篇极不一样的知青小说，一篇是《西望茅草地》，另一篇是《飞过蓝天》。《西望茅草地》写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讲述一个没有文化、不懂管理，却以理想主义感染着“我们”，表面朴素粗暴、实质亲切慈爱的老场长的故事。《飞过蓝天》对比着写一个知青与他心爱的信鸽。人叫“麻雀”，鸽子叫“晶晶”；人与鸽子建立了感情，但在关键时刻人出卖了鸽子，为一个招工名额将鸽子作为礼品。鸽子被带到远方，逃离后历经千辛万苦要回家，回到知青点的上空，却被人打了下来……这两篇作品，均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说到年轻时候的创作，韩少功记忆最深刻的还是知青生活，“夏天看荷花，冬天看梅花。大时代出大作家，小时代出小作家。知青经历对于作家来说也许算得上大时代。毕竟，了解底层、深入实际永远是作家的必修课。”

　　大学毕业后，韩少功留在了长沙。然而，那段贴近土地的知青生活一直是他的创作原乡。《爸爸爸》鸡头寨里痴呆的丙崽是他曾经可怜可叹的邻居，《马桥词典》马桥村里的乡土符号是他曾经耳濡目染的语言，《日夜书》里的大军、小安子、郭又军是他曾经日夜相伴的朋友。当然，他对土地不是没有逃离的渴望。在漫长的知青岁月里，和所有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在血色夕阳里，“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儿包子，要一口气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狠狠走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不过，正如他上世纪80年代振臂一呼的《文学的“根”》，“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里的文学之根”很快把他召回泥泞的土地。2000年，韩少功再度重返曾经的下乡地湖南汨罗，这一次是定居。新世纪之初，韩少功的隐居一度成为城市的话题，也令乡村的人们不解。但很快，种蔬菜挑粪桶穿解放鞋的作家韩少功成了汨罗村民口中的“韩爹”。晴耕雨读的生活浸润笔尖，酿出了诗意而醇厚的《山南水北》。

　　关于重返乡村的理由，韩少功写得诗意，“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忘却，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就会在寂静的山河间毫无踪迹。”告别了喧嚣的城市、浮躁的文坛、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韩少功坦承，“我只愿意在这里行走如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近20年来，韩少功和妻子一直过着半年乡村半年城市的生活。他很满足于这种状态，“人永远是矛盾的，向往自然也向往文明，都是很真实的心态。我希望找到一种平衡。”

何立伟   

我对一切新鲜的事情葆有孩子般的兴味，于是童心泱泱

　　“在那边，白皙的少年看见了两只水鸟。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在绿生生的水草边，轻轻梳理那晃眼耀目的羽毛。美丽。安详。而且自由自在……” 这诗化的语言，极具诗意的场景，叫人们怎么也忘不了这篇“短小精悍”的小说《白色鸟》和其作者何立伟。

　　《白色鸟》获评1984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形容何立伟“那时的文字有唐人绝句的影子，解人之言”。其时“伤痕文学”兴起，很多文学作品通过苦难的岁月、悲惨的事件的详尽描写，展示时代苦难悲剧的场景，以引起阅读者的心灵震颤，唯独《白色鸟》避开苦难的阴影，将镜头对准两位少年。小说没有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作者有意淡化了小说的情节，使其更像是一篇诗意浓郁的散文，如诗如画，耐人寻味。

　　时隔30年多年后，何立伟谈起《白色鸟》的创作，依然憧憬着小说中所展示的画面：“小说里写的一些画面在湘江或者浏阳河边会经常出现，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大都生活得比较单纯，虽然生活在城市，却是大自然的孩子。”

　　顽童、绅士、匪气，这些似乎很难纠合在一起的词，却奇迹般地集结在何立伟的身上。对此，何立伟还乐意人们这样评价他，“起码真实”。文学、绘画、摄影，虽然没有宏大叙事，却结实、硬朗、有质感，一切皆娓娓道来、美妙呈现。早已年过花甲，被人称为像钻石一样拥有多个切割面的何立伟，其超然脱俗的风度，依旧如同“大自然的孩子”。

　　人们发现，何立伟不但会写，而且还很会“玩”。后来，何立伟还特别热衷于画画，但他却说：“我不晓得要如何认真地画画，就像写作一样，认真只怕也画不好，反倒喜欢漫不经意地涂鸦。”何立伟的文和画都有一股神韵。问他神韵怎么来的，他说没有刻意去想神韵，“艺术就是要有一股天真气，我喜欢拙，不喜欢巧。我的文学作品和画都是自然的，我就只能写、画得这么傻，傻乎乎的。好的艺术家晚年的作品都有天真气，只有经历了所有的巧之后，才能回到一种天真。”

　　何立伟的这种天真，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我喜欢过悠闲、懒散、不拘束的生活，我不喜欢别人管我，我也不喜欢管别人，我就喜欢做我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包括写写画画，很愉快的。我对一切新鲜的事情葆有孩子般的兴味，于是童心泱泱。”

　　何立伟有一股长沙“老口子”好玩的灵泛劲，但又透着阅历磨出来的练达通透，往往寥寥数笔，通过文字和绘画，让人玩味。人们几乎看不到何立伟“勤奋”认真的一面，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绘画作品，却又总是源源不断，“我以为写书读书如同做人，断不可太功利。凭着兴味来读书写书，似乎于我更相契。所以我读的书、写的书都很杂、很乱，然而于我的人生却大有裨益。”

　　何立伟所说或许就是“功夫在诗外”。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何立伟乐在其中。“前不久去丽江，我就远离随同的人，一个人跑到山顶客栈，叫上一杯茶，鸟瞰全城后，就从袋子里摸出书，一口气读完了一半。随后，又叫了饭餐，边吃边回味书里的妙处，这快乐别人哪里知道？丽江客栈有书吧，后院里有花草，太阳亮堂，找把竹椅躺下来，将书举得高高。读倦了，将书盖在眼上，囫囵睡一觉，蝴蝶在身旁绕来绕去，那个诗情画意呀，又有谁能体会其中的妙处？我这腿，勤快，不听使唤，喜欢各处走动。我这眼，喜欢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听不同的口音，望不同的面孔。这就是沈从文公说的，读社会这本大书，最难读，亦是最有益。而我的那些作品，也就是在那样不经意中写出来的，包括《白色鸟》。”

　　谈创作   

文学的萤火虫之光依然需要坚守；敞开心扉写出来的东西，更能深入人的心灵

　　有人说，韩少功是最接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当代作家。对此评价，韩少功调侃道：“往好处说是多才多艺，往坏处说是不专业。但这都是令我感到快乐的东西。”

　　在《进步的回退》中，韩少功写道：“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他说：“技术的进步是阶梯式的，但人的精神和思想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有时候甚至是回退的。”从文化寻根到现代性批判，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也经历着“进步的回退”。谈及作家如何应对复杂的媒介变化，韩少功道：“作家一是要顺变，要适应变化；二要守恒，不能随波逐流。”

　　前些年，商业浪潮、文学式微，韩少功对此并非没有认知。但对于他视作神圣的文学，他有自己的坚守和希冀，“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繁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正成为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那又怎么样？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要相信总有人会看到，即使是非常幽暗的光。”他鼓励当下坚持写作的年轻人，“要志向大大的，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淘汰出去。”

　　和何立伟在写作之余画画类似，韩少功写作之余潜心翻译工作，早年，韩少功就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认为，文学创作与翻译互生互长：“翻译也是一种阅读，是一种精读。它会迫使你把书读得有深度，这对于强化我们的阅读能力是好事。”但近几年韩少功却又暂缓译笔，谈及原因，他自谦地说：“搞翻译我是捡遗漏。如今翻译家太多，不用我操闲心了。”尽管把翻译调侃为“闲心”，但韩少功仍旧爱之真切：“我希望有志向的翻译家，不要求快，要慢一点，精一点。如果光求快，甚至为了追求市场利润，匆匆忙忙，这对翻译的损害很大。”

　　韩少功自己也把握着慢而精的节奏，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他淡然一笑：“计划不好说。计划了十条，如果只完成了两条，八条就算吹牛了。所以，等我做完了再跟你说吧！”

　　去年5月，韩少功和何立伟同台做了一次文学讲演。何立伟说，改革开放后，文学开始在文艺界蓬勃发展，文学潮流此起彼伏，流派消长更别。“那个时候，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文学小说和文学实验小说等派别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湖南作家群体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如韩少功、残雪、孙建忠、彭见明等作家，《芙蓉镇》《那人那山那狗》《白色鸟》《爸爸爸》等作品也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现在就像烟花绚烂后又恢复了平静。”

　　何立伟坦陈，他喜欢短篇小说创作，跟他本人的爱好有关，“我是非常倾向于抓住生活中的某一点来进行开掘，从某种意义上说能让人更容易记住，能产生共鸣。言语无法抵达的，作品往往能直入人的内心，通过作品达到令人敞开心扉与人内心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短篇小说情节往往比较单纯，挖掘生活中某一个点，揭示人性，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社会节奏如此快的当下，大把的时间被工作、生活等占用，短篇小说就更能适合当代现状。同时，当下也是适合创作短篇小说的最好时期。”

　　何立伟的思维总是像湘江水一样，是流动的，跟他谈文学创作，他会说画画；跟他说画画，他又会说读书。“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人的生存压力加大，大量的工作时间被占据，阅读的空间被挤压，上下班期间的公交车上、地铁上，一天可能要浪费两三个小时，那么手机、平板电脑这种媒介就给了人们更多的读书选择，这里面有更多可选择的书可以读。当下，微信、微博就很好地适应了人们这一阅读习惯，也为我等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平台。”

　　“但是，凡事有利有弊，这种短平快的阅读，逼着人们变得肤浅，因为没有完整的阅读时间，没有完整的阅读，只是看到只言片语的小段子、小网文、微文章，其思想含量是非常低的，就如西方的肯德基一样，虽然好吃，但是没有‘营养’。”何立伟说。

　　文学创作是基于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上的，其作品就是一个时代缩影，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何立伟表示，相对于顺境，往往逆境中的经历对生活、对社会的感悟更透彻，也使人更冷静、更清晰地去洞察社会、洞察生活，“这种敞开心扉写出来的东西，更能深入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