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开始尝试写作。第一次给《长沙晚报》副刊投稿，则是到了2001年夏天。那时我二十出头，在岳阳一所厂矿学校工作。互联网刚兴起不久，和外界的交流是论坛，学校有几台台式电脑，我先用工厂印制的方格稿纸写好，然后“誊抄”在电脑里，再打印出来，装进信封，贴一张八毛钱的邮票。寄出去之后，便是等待信件的到来，或者到了出刊的时间，上网查看有没有发表。记得当时的《长沙晚报》“橘洲”副刊有“湖湘文苑”“综合文艺”等版面，大概是一个多月后，9月12日这天的报纸刊发了我的散文《与宋词干杯》。很快也就收到了样报，我剪下来，粘在一本剪贴本上。当一个写作者的文字变成铅字，他写下的句子不再只是抽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那种欢欣是不言而喻的。我的写作也就是在泥沉石海的烦闷和发表的欢欣中交替成长起来的。
彼时，有的编辑老师因为我屡投屡败的执拗记住了我，通过信件、电话或邮件与我开始了交流。我记得当时的责任编辑奉荣梅老师打电话和我商议改稿，语气很温和：“有个地方你看看，改了是不是顺一点？”我照着改完，确实顺畅许多。她没有架子，也不说大道理，就是提醒你找思路把文章改好。在当时而言，这种交流比上什么写作课都管用，我渐渐明白，好的文字不是教出来的，是一点点磨出来的。
真正让我的文字被更多人看见，是2003年秋天，“湖湘文苑”开了一个栏目，叫“散文新锐”，专门发年轻作者的作品。我那时候写得勤，奉荣梅老师主动与我约稿，一周一篇，连续发四篇。我至今记得那些标题：《通往无穷的路》《幻象，幻象》《消失的河流》《失语的出租车》。专栏开了一月，结束时，奉老师发来邮件，说原想请韩少功老师写点评，结果汨罗乡下的网络不通，就改请阎真老师写了一篇短评《开拓的冲动》。一个刚出道的写作者，得到这样的礼遇，说实话，心情不单是高兴，更是一种被郑重相待的惶恐与感激。
后来和朋友们聊到《长沙晚报》的“橘洲”副刊，心里都有一种信任和感激。为什么？因为晚报“橘洲”副刊编辑是真正看稿子的，是无私跟作者交流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学历，只要稿子好，他们就给你发。这种公平在基层作者眼里，比什么都珍贵。像我一样的写作者，大多没有文学界的师承，没有专业训练的背景，凭的就是一股热爱写作的劲头，好的副刊编辑就为我这样的写作者打开了一扇门。
当时《长沙晚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很大，有读者通过“橘洲”副刊认识了我，会写信来和我聊写作。这让我真切地意识到，写作不是自娱自乐，它真的能进到别人心里去。副刊上的那些文字，过几天就被新的覆盖，但它会在他人心里留下共鸣，会在他人的日子里扎根。
2006年春天，长沙晚报创刊50周年，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通讯员和文艺作者座谈会，我作为“橘洲”副刊作者代表应邀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长沙晚报报社颇具风格的大楼。那天开会的人很多，许多平常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编辑、记者，许多和我一样从全省各地赶来的基层作者、通讯员，围在一起聊副刊，聊写作。一位退休老师说他每天都看“橘洲”，看完才觉得这一天是完整的。一位我仰慕的老作家说，之所以喜欢晚报“橘洲”副刊，因为它是给市井百姓的生活建起了一座精神花园。这话我当时没全懂，后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与写作中，慢慢明白了，好的报纸不止于传递新闻资讯，更是以副刊为载体，让无数新人的文学梦想有了生长之地。我不讳言，晚报“橘洲”副刊在我的文学路上，就是一座重要的加油站。
二十多年过去，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先是调进了地方报社，后来又到湖南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这些年写作的快慢不论，但拿起笔来总有一种力量。这力量里有晚报“橘洲”副刊的功劳。它在我什么都不懂、需要支持的时候接纳了我，用铅字帮我把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立住了，把我推上了文学之路。对从基层开始写作并成长起来的我来说，晚报“橘洲”副刊和它的编辑，是我最亲近的写作老师。从当时的奉荣梅老师到后来的编辑张辉东、任波等师友，很少见面，但因为文字的交流而有了一份特别的情谊。
当我回望过去从晚报“橘洲”副刊出发的日子，那些和我一起在文字中相遇的人，也许有了各自的生活变迁，但在我心里，因曾经一起走过而有了一份永恒的记忆。当年我投寄稿件、收到样报，与晚报“橘洲”副刊建立起一种特别的“通信”方式。直至今天，我们之间的相互关注仍像是在进行着从未间断的“通信”，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所有被晚报“橘洲”副刊“碰触”过的人，都是它的收信人。
（沈念，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院长、《湖南文学》主编）